作者 徐敏雄 2012.05.20
最近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似乎已經逐漸底定，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刻，一些老牌明星學校的師生紛紛跳出來抗議，他們擔心高中社區化或普及化的結果，可能使台灣優質的高中教育失去生存空間，進而喪失國際競爭力。究竟十二年國教是「良策」還是「敗筆」，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討論得完整，在此我也只能從「某個角度」發表我自己的觀察，提供大家參考。
首先我想表達的是，國家在滿足人民教育需求的公共政策上，應該扮演的是提供「全體國民」而非「少數菁英」教育需求的角色，至於這個「基本素養」到底應該有多豐厚，則要看該國的民族文化和財務狀況而定。在強調人民共善的歐洲福利國家，這個「基本素養」的標準必然高過重至個人自由的美國。
換言之，政府該做的是規劃便捷、平價的捷運讓全體國民搭乘，而不是匯集大眾納稅的錢去讓少數人開名牌汽車。當然，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與文化願意且有能力提供每一個人開名車，或許是全體國民都很開心的視情；否則，在資源有限、慾望無窮的情況下，就應該要把滿足人民最基本、最重要的需求列為優先。這時候，如果還是有人不願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體系，覺得它太擠、班次太少、不夠方便，就應該自費購買私人名車，而非慷「全民」之慨。其實這個道理不單是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上適用，在高等教育或其他公共政策上也一併適用。
最近與幾個私立大學老師聊天，他們紛紛提到自己學校的學生不但學習動機低落，上課的秩序混亂（睡覺、聊天、上網、講手機、嗆老師……），在這種環境下教書已經不是有沒有「成就感」的問題，而是有沒有「尊嚴」的問題。表面上，這個現象是「學生端」的問題，但我認為這更是「教師端」和「公共政策端」的問題。因為國內少數「明星學校」和「頂尖大學」壟斷了多數教育資源，剩下能分給所謂中、後段學校的經費真是微乎其微。但廣大中、後段學校的老師其實更需要耐心、勇氣和專業協助，去構思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課程與教學，這些學校的學生未來畢業才是國家重要的「廣大公民」。
昨天驚見新聞報導，兩位高中生竟以穢物潑灑萬華街友。我認為這件事情的發生，該反省的不單只有這兩位學生或他們的師長，還包含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。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，這兩位高中生其實是「智育霸權」下的弱勢者；或許他們有不同於「智育」的其他層面智慧（如藝術、人際關懷、體能、自然觀察等），只因為當前台灣注重的是英文和數理能力，使得他們無法藉由進入明星高中或頂尖大學獲取成就感，於是只好藉由欺負那些比他們「經濟更弱勢」的街友，稍微補償一下在資源角力戰下嚴重受傷的自尊心。
這麼說並不是姑息兩位當事人該負起的道德責任，而是更希望提醒讀者們：我們不能逃避的道德責任。因為，生活在依靠政府科層體制管理（或照顧）的現代社會裡，人們通常只有在自己的權益受損（或者應該說「嚴重受損」）的時候，才會去檢視、反映管理制度或公共政策的合理性。反之，只要我們還過得下去，甚至只要那些「最弱勢的人不是我」，多數人即使看到不公義的事情存在，也幾乎都會選擇沈默。
這麼一來，我們就很容易落入「工具理性」所帶來的「道德冷漠」困境中，認為影響教育資源分配和學生品德的是政府部門和教育工作者，又不是「我」；即使自己有朝一日也成為重要的政府官員或中學教師，也會以「自己是依法行政」、「又不是我害他們的」、「我沒有違反專業倫理」等說詞，來規避自己的道德責任。於是，身處不合理的法規制度下，沒有人進行道德思考、判斷與抉擇。結果將很可能重蹈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黨的覆轍：
「當起初他們（德國納粹黨）搜捕共產黨員時，我噤聲不語；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。後來，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（左派份子）時，我沈默依舊；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。後來，他們搜捕工會份子時，我沒有說話；因為我不是工會份子。然後，他們搜捕猶太人時，我仍舊不語；因為我不是猶太人。最後，當他們來抓我時，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仗義直言了」（引自德國牧師Martin Niemoller）。
這個現象正如波蘭籍猶太裔社會學家Z. Bauman所說的：德國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絕不是希特勒的「個人偏差行為」，更非專屬猶太歷史上的「偶發悲劇」，而是強調理性計算科學精神、專業倫理道德中立、社會管理效益取向的「現代社會」中，公共政策和科層體制設計者、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結果。想要翻轉這種現代性的悲劇，方法無它，唯有在任何情況下每個人都無條件地勇於進行道德反思，並承擔道德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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